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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京市招投标市场的成立，拉开了建设有形建筑市场的序幕。2002年，绍兴市将建设项目、土地出让、产权转让和政府采购四个交易中心合并为统一的交易中心，成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雏形。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第一次提出“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经历了近30年的时间，公共资源交易从场所到中心、从平台再到平台的整合共享，这些变化不仅是措辞上的，更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今，经历了物理整合和化学整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到了攻坚阶段。各地在整合过程中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各界对于平台整合工作也传达出不同的声音。本文着重于从经济学视角对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建设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生态整合提供参考。
一、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应当由谁出资建设、谁付费使用
在物理和化学整合阶段，经济学意义上体现供需双方的无形市场(看不见的手)，在有形建筑市场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象化为有形场所。虽然笔者曾预言未来经过生态整合之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将再度回归到无形阶段，但在此之前，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升级电子系统的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电子系统的建设及运行维护同样是昂贵的。以往，在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买卖的多种交易对象是否属于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产品”“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的争论还没有尘埃落定，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是否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政府采购”“特许经营”，应该由谁出资、由谁付费使用等新问题又摆在了实践操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面前。
财政资金应该花在什么地方，是远比财政资金正在花在什么地方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府也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一般而言，公共经济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是否用于实现政府职能。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文化背景及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导致政府以及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同且明确的：政府部门满足自身运转及实现自身职能所需的支出应当由财政资金负担。
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通常由交易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监督平台组成。其中监督平台明显属于政府职能，理应由财政资金付费建设。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交易平台。交易由买卖双方完成。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交易的一方往往是政府或公有部门，其买卖的行为大都属于政府或公共职能，而交易的另一方(或潜在的另一方)则为市场主体。假设电子系统的建立能够使双方受益，那么应该由其中某一方还是双方付费更加合理呢?单从是否用于实现政府职能这一条标准尚不能直接得出答案，还需从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继续进行分析。
其次，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竞争性，是指当新的消费者参与该物品的消费时，是否会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消费。为区别于容易引起争议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此时称具有非竞争性的物品为“集体消费品”，是与“私人消费品”相对应的概念。排他性，是指能够便捷地让一部分人消费，而阻止另一部分人消费。如果某种物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那么通常这种物品适合由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来提供。最典型的例子是国防、外交等。
三平台之一的公共服务平台，尽管其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尚在深化拓展之中，但总体而言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集体消费品，因而由财政负担也是合理的。而交易平台，是虽然具有非竞争性但不具备非排他性的。通俗地说，公共服务平台所发布的信息，想不让谁看到不仅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困难的，但交易平台想限制谁进行交易，则是很容易的。与公共服务平台的公益属性不同，建立电子交易系统的最大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上对交易成本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为讨论方便，将交易成本分为政府或公有部门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如果政府部门出于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等多方面的考量，要求政府和公共部门参与的公共资源交易必须在交易平台进行，并为此建设了电子系统，但受益于交易系统的另一方并不是全体社会公众，而仅是少数市场主体，那么建设费用应该由财政资金还是潜在的受益主体来承担?此时还应引入更多的视角进行分析。
再次，渐进主义与帕累托标准。财政预算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渐进主义，即一个政府机构在某年的预算应该是在上一年预算的基础上进行细微调整。这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方法论，也是世界各国制定财政预算的惯例。这种方法适用于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运行的国家。那么，对于一项新事物，是否应该由财政出资进行建设呢?这就需要用到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帕累托标准，即一项变化是否在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同时并没有让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糟糕。
如果一个地区的财政资金有限，难以全部负担电子系统的建设和运营费用，那么让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的市场主体在交易时承担部分费用是符合帕累托标准的，只要他们在参与公共资源电子交易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不高于建立电子系统之前的交易成本。
最后，政治议程。简单地说，一项事物是否由财政资金出资建设，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以及公民或公民代表根据合法程序所达成的共识。本文限于篇幅不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对于交易系统而言，如果当地财政资金充足，及公民代表认可，那么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建设及运营经费全部由财政负担，考虑到后文将要分析的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整合的方向，也属于合理合法的选项之一。
二、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建设应当依照怎样的程序或原则
根据笔者调研的情况，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程序五花八门、各行其道。有的参照《招标投标法》，依照严格的公开招标程序;有的参照《政府采购法》，遵循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程序;有的不遵守以上两部法律，自行设定“比选”程序……之所以出现如此繁杂的局面，原因在于资金来源及建设主体的多样性、采购标的的复杂性，以及建设主体和监管部门认识水平的差异性。
第一，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如何分包?
如前所述，监督平台属于政府职能;公共服务平台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交易平台兼具公私双重属性。三个平台功能及属性的不同，使得建设中的分包工作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合并为一个包进行采购，签署一个采购合同，由一家供应商承担建设工作，则可以降低采购过程中的管理成本，有利于三个平台之间的协同、共享以及日后的维护、升级。但缺点在于：因采购标的范围及规模过大、三平台之间专业性和市场成熟度的差异造成竞争不足;建成之后，可能因数据接口和标准的不同造成与外部平台衔接不畅。而且由于三平台属性及资金来源的不同，合并标包还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如果分成三个包分别采购，则优缺点刚好相反。具体的分包方式要从资金来源及规模、项目建设周期、建设主体的管理能力以及市场成熟度及竞争度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分析。笔者的观点是，合并采购要注重外部接口、分包采购要注重内部协调：合并为一个包进行采购时，在建设过程中也应将三个平台设置为三个独立模块。无论对内对外的数据交换，都应严格遵照国家及行业标准，通过统一的接口进行;分为三个包进行采购时，如果不同的供应商分别负责三个平台的建设，则采购人应统筹好三个平台之间的内容、标准及数据交换。
第二，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是否必须招标?
从法律的角度，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依据此定义，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不是工程建设项目，也就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这就给建设单位和监管部门选择采购方式带来了自由裁量空间。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项目如采用招标方式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采购人能够准确地定义采购需求;有充裕的采购时间;市场上有足够数量的合格供应商。此时是否采用招标方式面临如下选择：从采购标的属性来看，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内容繁杂，涉及大量硬件、软件，技术含量高，解决方案多，评价方式复杂，标准化程度低。如果采用招标方式，则对采购人的采购能力，特别是识别和定义采购需求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采用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等非招标方式，可以降低对于采购人定义采购需求的能力的要求，还能缩短准备采购文件的时间，但又对采购人或评审小组的评审水平、道德水平以及内、外部监督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正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
第三，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是否应当遵循政府采购程序?
《政府采购法》从采购主体、资金来源、采购对象、限额标准等多角度确立了其管辖范畴。一个现实中的反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某地成立了一个国有企业，专门负责当地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采购主体不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团体组织。该项目的采购预算为0元——不使用财政资金，未来由使用者(市场主体)付费。于是，该项目既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又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成功”地摆脱了《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监管后，该项目没有采用“两法”中列举的法定的采购程序，而是自行设定了所谓的“比选”方式，邀请两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其中一家供应商经研读比选文件发现，评价标准是按照竞争对手的实际情况量身订做的，于是向相关部门投诉。但终因不属于“两法”管辖范畴而无人受理。该案在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试想，对于这种竞争不足、缺乏监管的采购项目，最终为之买单的人是谁?
第四，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应遵循怎样的采购原则?
笔者一贯认为：在公共采购领域，程序是皮囊、原则是灵魂。依照怎样的采购方式或程序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核心问题在于，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原因在于，程序是多样的、多变的;原则是简明的、持久的。在复杂多变的公共采购领域，违法违规的形式和手段层出不穷、五花八门，以程序去应对是被动、徒劳的;以原则去应对，才是有效、治本的。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在公平竞争的审查方式、审查标准、监督手段等方面对之前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实化。其中特别提到“未经公平竞争不得授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尽管有了实施细则，业内仍有人追问公平竞争审查和评估的具体程序。笔者认为，“公开透明”和“公平竞争”就是公共采购的灵魂。无论采用招标方式、《政府采购法》中的非招标方式还是其他采购方式，对于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的建设，公平竞争审查和评估的核心就是两句话：看上去有希望，努力后有机会。即，让参与竞争的供应商看到采购文件不是事先为某一家内定好的，每家供应商都可以通过质量、价格、工期、服务等方面的努力提升获得采购合同的几率。
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未来是怎样的
不同于物理整合阶段的有形市场，也区别于化学整合阶段各自为营的电子交易平台，生态整合之后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是怎样的?如何彻底实现各类资源的整合共享?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通过分析各类商业领域互联网平台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方向比以往更加明确，目标也更加清晰。
第一，从单次交易到持续交易。
古典经济学对于交易中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关注不够。无论招标投标，还是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的理论假设，都建立在古典经济学中通用资产的简单交易(俗称“一锤子买卖”，即单次交易)的基础上。理论假设的缺陷导致交易规则的不完善以及诚信体系建设的滞后，继而助长了虚假招标、低价抢标、围标串标、天价采购等乱象的发生。持续交易假设与单次交易假设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承认履约风险存在，认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带来契约扰动并应得到惩罚。如果专用资产的复杂交易存在巨大履约风险，同时交易规则不支持持续交易，诚信体系又不健全，则企业只会去购买(交易成本低、履约风险低的)通用资产，而在企业内部生产专用资产，企业的规模将会越变越大，以行政指挥代替经济激励。这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治理效能的减弱。
以问题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是：重视持续交易、完善交易规则、建设诚信体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对每笔交易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和评估。通过提取、收集、挖掘和分析交易数据及相关外部数据，不仅关注交易过程是否合规，而且对各交易主体进行画像，让每个行为主体真正为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这应当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市场经济中只有“看不见的手”就足够了吗?自私自利能否带来公民的幸福生活?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其代表作不仅有《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一重要概念。过去，有人曾把公正的旁观者理解为上帝。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笔者更愿将其理解为基于现代新兴技术建立的诚信体系。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使命不仅是“人在做，天在看”，而且是“数在记，链在存，网在联，云在算”，充分将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及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应用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整合共享当中。
第二，从层级制到市场制。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新古典经济学主要通过供给、需求和价格研究资源配置，认为通过市场交易及其价格信号，可以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在宏观上对于我们理解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在于其并未研究交易对象的不同属性、交易类型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组织的内部——它将交易对象均视为标准化的商品、把交易都当作简单的单次交易、把企业都视为一个个通过技术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黑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得不到解释，比如交易的复杂性、交易规则、经济组织的结构及行为等。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以交易为最小的分析单位，从交易的属性、交易成本、组织、契约以及治理的视角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其一，交易对象及交易的不同属性需要区分。交易对象的标准化程度决定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在通用资产的交易中，契约比较完备、交易成本较低，并且执行契约的扰动较少，因此交易双方需要的信息不多，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价格信号发挥作用。反之，如果涉及专用资产的交易，会使买卖双方发展出双边依赖的关系。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经济组织、契约类型、供应链及产业链由此出现。举例来说，采购中常见的资格审查、资质、业绩、信誉、供应商库、框架协议等采购工具，乃至影响企业垂直边界的外包、分包、战略合作协议、联合体、合伙企业、合资企业等组织形态，都是用于应对存在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及交易成本高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二，需要区分不同的治理模式。交易的复杂程度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规模、结构和边界，还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治理模式。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信息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以及道德风险带来的契约扰动等因素的存在，会提升交易成本，继而催生出不同规模及形态的经济组织、长期契约以及产业链。威廉姆森从三个维度描述治理方式，分别是：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契约法制度。激励强度是指供应链上每个交易单元的交易者可以获得的净收入的大小;行政控制指是否依赖内部的上级部门来协调和解决争议;契约法制度是指通过外部法庭还是私人秩序解决争端。这三个维度分别取高低两端的极值，一共会产生8种组合，即8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其中两种典型且对立的治理模式是层级制和市场制。前者指弱激励、强控制和弱契约法;后者指强激励、弱控制和强契约法。当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层级制的治理模式更加有效;反之，则会倾向于市场制。如果随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类公共资源的交易成本，那么治理模式会从层级制向市场制演化，即：企业的规模会变小、市场上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通过契约法解决争端。由此可以看到，未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不仅在于各类资源和交易者的智慧匹配，还应实现交易属性与治理模式的有效匹配，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引导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法治化。
第三，从管道到平台。
杰奥夫雷等人在《平台革命》一书中为平台作出了如下定义：“平台是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平台为这些互动赋予了开放的参与式的架构，并为它们设定了治理规则。平台的首要目标是：匹配用户，通过商品、服务或货币的交换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在商业领域平台诞生前，多数企业从事的是管道业务，即线性价值链。以教育行业为例，传统的教育由学校的行政部门规划课程、选择教师和学生。而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平台允许所有人学习，也允许任何人授课。平台只负责制定和执行规则。由学习者决定哪些授课者成为名师。类似地，不拥有一辆车的出行平台将会消灭出租车公司;不拥有一间客房的住宿平台打败了大型连锁酒店。平台通过减少企业内部的管理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将价值链改造为价值矩阵，通过规模化降维击败管道。基于平台的连接和匹配，价值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空被创造、改变、交换和使用。
相比于飞速发展的各种商业互联网平台，当前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有些名不副实，大多处于管道阶段。但前者的成功范例为后者下一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集中采购，我们看到原有的产业链正在缩短，许多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被压缩。可以预见，随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平台取代管道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许多原本不创造价值，仅仅构成行政或交易成本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减少甚至消亡。
第四，从选择到契约。
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交易对象、交易规则、交易成本及组织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布坎南区分了两种研究经济组织的方法：选择视角和契约视角。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选择视角研究资源配置。支撑我国当前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工作的，也是选择视角——平台的功能仅限于协助交易双方选择缔约方。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得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使得社会各界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界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于契约视角的研究日益加深，包括强调事前激励安排的代理理论、团队理论及产权理论，以及强调事后安排的交易成本理论及契约关系治理理论等。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康芒斯提出治理是一种手段，可以向企业注入秩序，缓和冲突，并实现互利。推而广之，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借助新兴技术降低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建设诚信体系、完善交易规则，不仅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还会促进政府部门转变监督方式，进一步优化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结构，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赵勇,徐轲.经济转型背景下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变迁[J].招标采购管理, 2004(1).
[2]王振营.交易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3][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契约、治理与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4][美]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5][美]Randall G. Holcombe. Public Sector Economics–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