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工程投标报价评审合理性研究

【摘要】我国全面施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工程招投标领域投标出现含税价与不含税价两种报价评审模式，对评标基准价确定、合同履约与价款结算产生实质性影响。文章主要以招标人可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为研究场景，基于政策制度、市场运行现状、计价规范与司法裁判导向，系统分析两种评审方式在程序合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市场机制运行等方面的优劣，证明含税价评审在评审规则统一、合同价款锁定、履约争议防范等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更契合招标投标“公平择优”的制度本意，旨在引导招投标活动在“标准统一、程序公开、机会均等”的框架下规范运行。

【关键词】投标报价；增值税；公平合理

价税分离是增值税制度的内在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等文件，增值税属于价外税，销售额不包括销项税额，购买方支付的价款由不含税价和税款两部分组成。工程建设项目相关企业作为纳税主体，应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纳税人销售建筑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增值税税率为9％；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征收率为3％。

在工程招投标实践中，对于采用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作为评审依据，存在明显分歧，各地做法不一：或要求统一按含税价评审，或要求在税率一致时按含税价，税率不一致时按不含税价折算评审；更有甚者要求投标人同时报含税价和不含税价，以不含税价评标、以含税价签约。这一争议背后折射出更深层的问题：在现行法律、计价规范和交易惯例共同构成的制度框架下，当招标人可以抵扣进项税额时，究竟哪种评审方式更符合公平竞争的本质要求？

笔者认为，招标人进项税额抵扣能力是选择评审模式的重要经济前提。若招标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含税支出即为全部实际成本。在此情况下，以含税价作为评标依据通常无争议。若招标人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不含税价似乎更能反映工程实际成本，这也是支持不含税价评审观点的核心理由。

笔者主要针对招标人能进项税抵扣的场景进行分析，从评标基准价、合同履约及价款结算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为招标投标市场规则优化提供参考。

对评标基准价影响

评标基准价是投标报价评审的关键因素，其计算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价格评分的高低和投标人的排序。

投标人的含税报价与不含税价存在固定的函数关系：含税报价＝不含税价＋税额＝不含税价×（1＋适用税率）。当采用含税价评审时，投标人的含税报价直接进入平均值计算，税率越高则含税价越高。含税价评审和不含税价评审的选择可能影响投标报价分数，甚至影响中标结果。

以某工程项目为例，5位投标人报价：甲不含税价1000万元、税率9％、含税价1090万元；乙不含税价1000万元、税率3％、含税价1030万元；丙不含税价950万元、税率9％、含税价1036万元；丁不含税价900万元、税率9％、含税价981万元；戊不含税价900万元、税率3％、含税价927万元。当评标办法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时，以不含税价评审的最优报价为丁和戊；以含税价评审的最优报价为戊。

当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以基准价偏离度调整投标报价得分时，如以各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平均值为基准价，假定投标报价总分为80分，高于基准价的投标报价得分＝80－100×0.2×（投标价－基准价）÷基准价，低于基准价的投标报价得分＝80－100×（－0.1）×（投标价－基准价）÷基准价。则以不含税价评审的最优报价为丙，与基准价（950万元）偏离度为0，得80分；以含税价评审的最优报价为丁（79.69分），由高到低后续依次是乙（79.66分）、丙（79.55分）、戊（79.15分）、甲（78.47分）。由此可见，不同的评标办法下，含税价评审或不含税价评审都会改变最优报价投标人排序。

对合同履约与价款结算影响

建设工程施工周期长、结算环节多，合同履约和价款结算阶段因含税与否所产生的纠纷更为复杂。合同签订时适用的税率与施工期间实际执行的税率发生变动，围绕价款是否随之调减、税金差额归谁所有等问题产生大量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4542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指出，税率下降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税率下调利益应归属于承包方。发包方主张工程造价应当调减相应税率差额的，不应支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闽民申4951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双方未对税金差额归属作出明确约定的，承包人按3％税率实际缴纳税款并得到税务机构认可，发包人要求按9％税率出具发票的主张因缺乏依据被驳回。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采用含税固定总价评审并延续至合同约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结算纠纷，市场预期最为明确；而不含税价模式下，履约结算阶段争议频发，部分争议甚至需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

含税价评审更符合公平本质

综合前述分析，笔者认为，含税价评审在程序合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市场机制运行3个维度上均体现出制度优势，是当前阶段更符合公平竞争本质要求的评审方式。

政策层面：坚守程序合规底线，保障低税率投标人合法竞争权益

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其核心要求在于招标“评审标准统一”，即所有投标人须在同一规则下接受评审，不得因纳税人类型或企业规模等因素设置差异化标准。含税价评审完全契合这一法定要求：不分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统一按含税报价计算评标价，评审规则简单、透明、无差别对待，从制度设计上消除了程序性不公的隐患。

其二，国家给予低税率投标人的税收减免政策，是法律赋予的法定红利。减免部分的税收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收益的组成部分，应由企业自主支配；既可转化为报价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也可转化为合理利润留存于企业。含税价评审应尊重这一自主选择权，不干预、不抹平、不剥夺，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三，不含税价评审虽能较为真实地反映采购成本、技术水平，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低税率投标人合法竞争优势，与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扶持中小市场主体的政策导向相悖。

招标人层面：有效控制交易成本，防范履约风险

从招标人视角出发，含税价评审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现实收益。

其一，中标金额可控。含税价评审下，投标人报出的是完整的市场交易价格，中标价即合同价，不存在评标价与签约价“两张皮”的现象。招标人对工程总投资的预期与最终执行结果保持一致，预算管理顺畅，降低审计决算风险。

其二，履约争议减少。建设工程周期长、环节多，税率调整、发票类型、税款承担等问题极易引发结算纠纷。采用含税固定总价评审并签订含税合同，价款总额在评标阶段即已锁定，税率政策性调整不影响合同总价，税款承担问题在价格中一揽子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4542号案例中已明确，含税固定价不因税率调整而调减，这一裁判规则为含税价评审提供了有益的司法参照。而不含税价评审模式下，评标与签约口径不一致，合同履行中一旦出现税率变动或发票争议，双方极易陷入“价款是否应调减”“税费由谁承担”的拉锯战，其纠纷处理成本往往远超评标环节的“比较便利”。

其三，合规风险显著降低。含税价评审规则统一、无差别对待，避免“区分纳税人类型”的程序性瑕疵，招标文件被质疑、投诉乃至行政处罚的风险大幅降低。

投标人层面：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优胜劣汰

工程招投标市场的健康发展依赖投标人之间的良性竞争。含税价评审为这种良性竞争提供了制度空间。

其一，含税价评审允许投标人自主运用不平衡报价策略。在含税总价固定的前提下，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成本结构、材料采购渠道、分包安排等因素，合理调节分项报价，在保证总价竞争力的同时，保留合理利润空间。这是市场机制在投标报价环节的自然体现。

其二，含税价评审让税收优惠政策真正转化为市场红利。享受低税率投标人可将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含税报价的价格优势，在同等成本水平下报出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这种优势来源于国家政策的合法赋权，而非对市场规则的破坏。

其三，含税价评审倒逼企业提升真实竞争力。在不含税价评审模式下，低税率投标人投标报价的低价格优势被抹平；而含税价评审使企业的竞争力回归真实能力，成本控制、施工组织、质量管理、技术创新成为决定中标与否的关键因素。只有那些真正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完成工程的企业，才能在含税报价上获得持续优势。这种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推动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符合招投标制度“择优选择”的根本目的。

综上，含税价评审让招投标活动回归制度设计的初衷，即通过公平竞争，选择最能满足招标人需求的投标人。这种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削峰填谷”，而是在统一规则下，让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合法优势，包括税收优惠、成本控制、技术创新等，都能自然转化为竞争优势。这正是“公平”的制度内涵所在。

结语

笔者从评标基准价、合同履约与价款结算等维度，对工程投标报价评审中含税价与不含税价两种模式进行了系统分析。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市场交易惯例和司法裁判导向的共同约束下，含税价评审在程序合规、交易成本与风险控制、市场机制运行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是当前阶段更契合“公平择优”制度本意的评审方式。未来，相关主管部门应结合行业需求与各方反馈，适时出台统一的官方指导意见，统一各交易平台和招标主体的评审规则口径，引导招投标活动在“标准统一、程序公开、机会均等”的框架下公平开展，实现择优中标、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